付鹏：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再次抬升的答案已经出现，就是人工智能
（来源：网易科技频道）
9月27日，2025网易未来大会在杭州举行，主题为“以智能·见未来”。本次大会由网易公司主办，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杭州市数字经济局)、杭州市商务局、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指导。
本届大会将作为“第四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组成部分之一，聚焦人工智能各领域的发展，探索未来趋势。大会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孟庆虎等院士领衔，汇聚具身智能领域泰斗、顶尖AI创业先锋、知名投资人及产业翘楚。与会嘉宾将共同探讨大模型、具身智能、AIAgent等前沿技术突破与商业落地，在思想碰撞中捕捉全新的时代机遇。
在大会中，知名经济学家付鹏发表了题目为《全要素生产力的AI时代》主题演讲，他表示，在过去两年间，全球资本市场已开启了一场深刻巨变，其变革原点正是2022年底至2023年初的ChatGPT时刻。近两年来美国资本市场的表现有目共睹，而今年以来，无论是DeepSeek的崛起，还是7月后中国在硬件、GPU及算力中心投入上的大力推进，也让普通民众通过资本市场或多或少地见证了实际成果。
付鹏认为，未来10到15年的主线趋势已浮现，其历史重要性可与80年代至2000年的发展历程相提并论。他回顾道，尽管2000年遭遇了互联网泡沫，但从PC时代硬件革新到软件升级，再到全面互联网化的进程中，长达20年的持续投资不仅为投资者带来了超额回报，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等带来经济效率提升的核心指标）长达二十年的显著提升。
然而，200年后，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经济遭遇二战后的第二次全要素生产率停滞。即便互联网企业仍能继续发展壮大，但全社会层面的效率停滞已显现，且社会分化逐渐加剧——随后美国房地产泡沫、2008年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相继爆发。
付鹏强调，过去十年他始终认为，200年次贷危机不能简单归为一场金融危机，其本质在于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导致的贫富差异，进而引发社会的变革，房地产、次贷危机泡沫破裂只是外在表现。因此到2016年，全球都在追问“新的生产力在哪”——因为我们急需一场技术性的变革来重塑生产关系。而美国资本市场也一直在通过其筛选机制，苦苦寻找着能打破僵局的“新生产力”的答案。
他表示，这个答案如今已经明确。当下AI大方向已定，分歧只在细节，比如做通用型还是垂直型应用、场景式还是理想式发展。而2022年正是AI产业的关键分水岭：“木头姐”旗下基金净值大跌，标志着AI投资“广撒网”式的早期泡沫阶段的终结，行业从初创期向成熟期转型；随后的2023年ChatGPT推出，则明确了AI下游应用的可行性。他特别指出，当前美股估值虽高，但与2021年已截然不同：英伟达现在的市值增长更多靠实实在在的业绩，而在2021年则更多依赖对未来的估值预期。（杨倩）
以下是付鹏演讲实录：
付鹏：非常荣幸受网易的邀请，前面我也一直在向两位院士和王所长在学习，由于某些观点和看法是高度一致的，在过去的两年，因全球的资本市场已经开始了一场巨变，如果从资本市场观察的角度上而言，我更愿意将2022年底2023年初的ChatGPT时刻定义为一个原点。
其实，在过去两年，已经看到美国资本市场在做出的表现，以及今年我们说，无论是DeepSeek还是7月以后中国无论在硬件上，GPU上，还是算力中心的投入上，都开启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多多少少都已经看到结果了，这个月我已经参加了两三次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活动，对于我来讲，大部分人，就像主持人介绍的一样，觉得我是经济学家，实际我的本行是做对冲基金的，我是做对冲基金的老兵。干对冲基金，我们首先要捕捉的是超大维度的趋势，然后去细化。
为什么我们的观点很像？与刚才王所长最后的一张图差不多，我们也是认定未来10到15年的主线趋势已浮现，堪比80年代到2000年左右，2000年经历了互联网泡沫，但从80年代开始，PC时代经历了早期结束之后，从硬件到软件再到互联网化的阶段当中，当年长达20年的投资，会带来超额的投资回报，还是创业，还是对全球经济来讲，推动了整个全球经济在长达2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这里边是一个很简单的图，但全要素数据的统计是非常滞后的，所以我们肯定不能拿它做投资。但倒过来，我们去做研究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图）这张图的左边是中国与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比，右边是美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比。
当然，对于中国来讲，我们从改革开放到2002年的入世，实际对于我们来讲，无论是全要素中的科技，我们也秉承了后发之力，换言之，无论是工业时代全球累计下来的技术要素，还是我们所说的2000年互联网其实已成型，从PC到个人PC，再到互联网化，这些全球累计的科技要素，加上中国的制度变化，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不仅是科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科技不是所有的东西，因为第一生产力一定要匹配上正确的资源配置的要素，包括资源配置、生产组织方式、管理创新，当然也包括更大维度的制度性的改革和变革。
对于中国来讲，我们两次重大的变革，从改革开放到2002年融入全球化，当然全球化的发展也与科技的进步是有关的，所以综合要素使得中国在2000年之后快速地将自己的生产能力、制度优势、红利全面地得到释放，所以在这儿可以明确地看到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个阶段中快速地抬升，是一种赶上。
